正月初一，百官在朝，国君向全国发布宪令。

明谷的伯纳德(Bernard of Clairvaux)根据《圣经》中有关选举的文本，主张选举所影响到的每个人都应该参与主教选举。为了适应新环境，谋求新发展，教会的管理渐渐地集中到一位长老手中，这位长老成为长老团的主席，后来又被称为主教。

他认为应由包括平教徒在内的大公会议来选举教皇并规定其权力[10]。中古基督教中古基督教[1]选举是指教众、修士或教区代表，根据自己的意志，遵循相关原则、程序，选出主教、修道院长和教皇等教会管理者的行为。为了避免出现这一状况，多米尼克隐修院不仅规定院长要经过全体修士选举产生，还规定了四年的任期[29]。为了严防串联作弊，确保选举人独立自主地投票，施行秘密选举。教令由皇帝签署，在教会内具有普遍法律效力，全国各教区都要严格遵守。

他们为恢复教会的统一和独立，努力提高教皇权威以对抗世俗统治者，将各项权力集中于教皇手中，使其成为享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宗教领袖。尤其在涉及设立新教区等重大问题上，枢机主教团具有重要发言权，其意见一般都被教皇采纳。公众对于参与立法虽有强烈需求，但仅能进行摸索式、地下化和有限度的参与。

这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是由于新兴的中产阶级崛起和壮大后，依宪法所赋予的自由结社权而合法成立了众多民间的利益（公益和私益）集团，取代了以往分散式的公众个人单打独斗的参与局面。当时就有许多民间的利益集团—医师公会、中医师公会、牙医师公会、镶牙齿模承造业职业公会等，纷纷向立法委员寄函来影响医师法的修正，以期维护自身权益。这也凸显出立法参与制度结构中作为迫切需要的是更为完善可行的公众充权的细致性程序设置（尤其必须满足程序正义），以及切实理顺和明晰公众参与应有权利的边界。三、台湾地区实践经验的启示如前所述，台湾地区公众参与立法的活动，已积累了50多年的经验。

胡建，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安徽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解严后，在面临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的急剧发展态势，相应完善的法律制度不断出台，且先前各种外在的客观制约因素也已逐渐退却，从而促使公众参与的渠道更为公开化、扩大化和多元化。

因而，公众参与立法活动的实践案例及其成果，也就相应增加，形成了一种沛然莫之能御的趋势。3．公众参与异化的问题。2．台湾地区公众借由结社自由权的行使，得以涌现出大量的利益集团。而后，双方也曾动用大量立法资源来寻求和影响立法委员的支持。

[15]周漳仁：《立法游说之研究：以烟害防治法制定过程为例》，（台北）政治作战学校政治研究所1999年硕士学位论文，第95-100页。此外，本文也非常清楚地了解到，我国台湾地区公众参与立法的实践经验具有一定的特殊时空性，与我国大陆的发展进程、客观制度及其当下运作经验脉络并不全然一致。从前述台湾地区现存立法制度安排的结构中，首先，可发现存在两个主要参与者：即立法委员及其以外的一般利益主体（公众个人和利益集团）。此制度中的立法层面的公众参与，则已是当代西方代议制度发展历程中立法民主化的重要展现，更成为发展趋势与时代潮流。

[12]因而，公众必须凭依合法有效的法律制度和程序机制的保障，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利益需求的表达、协商与对话，从而使立法者根据社会大多数的集体意志和公共利益，来制定客观可行的良法。注释:[1]朱志宏：加强立法参与、消弭街头示威：论立法参与之意义与方式，载《理论与政策》1988年第3期。

经济的飞跃发展，带动了社会急剧转型，也衍生出各种危机与挑战，并集中体现在现阶段我国大陆逐渐酝积和出现的社会失序和各阶层间的对立。[4]对台湾地区相关的法律制度安排与公众参与立法活动过程予以检视，不难发现，民选的立法者是被赋予代表民意和忠于社会公益的主要角色来进行立法。

在此过程中，也培养了现代公民的参与意识，进而形塑了良好的公民参与式的政治文化，且将在相当长时期内，继续成为台湾地区立法制度民主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依托。一般意义上的制度是指稳定、反复的，并在实践中起到制约人们行为方式的作用。解严以来，公众参与的自主意识日渐增强，参与热情不断提高，参与的方式和途径也在发生变化（如通过网络参与）。此外，据了解，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对于现行代议制立法下的公众参与仍存有一定程度的置疑。[14]周旺生：《立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52-153页。（一）从整体宏观层面分析1．经济基础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对原有固化的权利/权力关系产生一定的结构性的影响，也必然会呼唤政治制度的相应变革。

[8]同时，也在1974年始发的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带动下，提供了威权体制松动和转型的重要变革能量，而逐渐开启尘封已久的参与空间。（一）台湾地区公众在参与立法活动中扮演着辅助立法者的角色从一般的角色理论看，角色是因一个人在社会中所占据的位置而引起的权利、义务关系，同时也生成了不同角色的职责与功能期待，及其角色互动中所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或互补关系。

不难发现，在立法博弈过程中，出现了立场互异、各自有所支持的立法者（此时的立法者适足以鲜明地展现其各自利益代言人的角色），并进而表现在其各自所持的预设立场、态度与投票结果上。其中较具特色和关键的有：（1）联盟主要成员经常拜会立法委员及其助理，多次请求将该法案列入优先审查。

同时，使立法资源的配置不至因不当扭曲、误用和闲置而缺乏效率，从而极大地改善和提高社会立法资源的优化配置。例如，公众的理性、专业背景、教育程度、经济状况、投入参与的时间、语言表达能力，以及对立法的内容、立法背景、程序的了解与认识的程度等。

这些团体拥有固定的联合监督法律施行的例行性举措，例如，每年定期向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公布关于该法运行成效的结果报告，从而提醒公众关注，也达到普法宣传的效果。正如美国学者弗里德曼所言：给予法律制度生命和真实性的是外面的社会世界。举凡法律案、预算案、条约案以及其它相关的重要法案等，皆须经立法院通过，因而立法院已成为公众利益诉求和表达的重要渠道。[18][美]塞缪尔·亨廷顿：《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汪晓涛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5-18页。

摘要: 公众参与是民主法治社会中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同时公众参与立法和良法之治二者间，实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在所谓烟商版和公益版不断角力的情况下，该法案最终以折衷协商版的妥协方式出台，显现出公共利益和私益博弈的复杂性。

并在法案审议过程中适时提供相关资料，以化解各界疑虑，促使立法活动顺利进行。（2）参加立法委员在立法院内举办的立法听证会，针对与会的行政部门官员、立法委员和舆论媒体对相关法案的争议或不了解的部分作进一步的沟通、协调与说明。

从而强化对社会的责任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不仅曾经成为台湾地区经济发展的源泉，更是作为政治制度民主化的开启、过渡和转型的重要支撑和有力保证。

2．公众参与立法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公众自身的能力和条件。来源：《行政法学研究》2012年第4期。公众为了能在立法活动中有效地影响立法决策从而有助于其利益的实现，一般都会主动积极地参与其中。与此同时，对行政部门的执法、监督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制约作用，而使该法得到较好的施行成果。

这些值得我们重视并注意规避。（2）有助于提高立法活动过程的科学合理性，增强立法的权威性，并深化立法的正当性，从而也提升了代议制度的合法性。

[6]这可以清楚地从相关法律规定中得到佐证。这些都呼唤着公众参与立法的权利/权力边界应尽快厘清，相应的、合理的、科学的参与立法的配套制度也需尽快出台。

[4]朱志宏：《立法论》，（台北）三民书局1995年版，第29-32页。此外，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54条也规定了立法院各委员会交付之议案，得举行公听会（此即为大陆的立法听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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